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王栋（字隆吉，号一庵，师从于王心斋，属泰州后学）。
由此来看，端平二年的这次礼议应该是没有结果的，子思也并未由此升入十哲，所以《宋史·理宗纪》和《玉海》都仅仅简述了过程而已，而《宋史·文宣王庙志》甚至根本就没有说及此事。[84]（宋）程敦厚：《临川文集序》，收在《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卷一五九，见《宋集珍本丛刊》，第94册，第499页。
于其没也，孟氏实得其传。朱熹认为：配享只当论传道，合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此次礼议的直接策动者是毕仲游，《宋史·毕仲游传》载：徽宗时……入为吏部郎中，言孔子庙自颜回以降，皆爵命于朝，冠冕居正。[88]叶适试图解构这个道统系谱，实际上正好说明了其在当时的巨大影响。[34]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诏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元朝在孔庙祭祀制度上开始继承南宋之制，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又加封颜子兖国复圣公、曾子郕国宗圣公、子思沂国述圣公、孟子邹国亚圣公。
仲尼而下，莫如子思，子思，学仲尼者也。郓城侯孔忠，其昆也，亦在从祀之列。如果我们面对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把国与国之间能力的、实力的差别合理化，事实上是把强国对弱国的优势地位合理化，这一点，天下观念的提出有其意义，即使历史上并没有存在过，但理念的价值一样重要。
但是我对这个说法有质疑，因为我们从小生活的那些场景告诉我，我们对祖宗的追念，或家里叔叔、伯伯、姑姑、舅舅之间的关系的处理，父母在过年的时候叮嘱的一套拜访亲戚的原则，还有清明节上坟等等，在我们生活中依然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这些东西背后有很大的部分受儒家观念的影响。我觉得自己现在还只是处于提出问题的时候，我以前做过天下理论、重回王道这些理论探索，但这些年，我也在告诉自己，现实中有那么多问题，可能更迫切。他算是为自己的理念而牺牲的，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一部分儒生，无论在什么样的政治环境下，都坚持自己的原则，并不迎合权力。徐复观先生对儒家的社会身份有比较独特的看法，他看到上述两种倾向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儒生身上有奇特的结合，一方面儒家强调仁政、民本等基本价值，这是儒家参与政治和社会的最基本的原则，并以民本和正统等学说来制约权力。
但也不可否认在大一统国家建立之后，儒家要发挥作用，就只有被政权吸纳这样一条路。但是儒家不同，在考虑胜负的前提下，还得符合仁义礼智这些原则。
不能取消这个批评的维度。儒家与社会结构的分离，尤其是与法律体系的分离，儒家就只能退入个体修养的私人领域。而现代学科建立倾向于概念化的问题推进方式，于是儒学跟社会的关联就会被遮蔽。社会越往前发展，非宗族化的生活方式将会越来越普遍，生育意愿的降低，核心家庭的形态，对传统的家族化体系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干春松：我的这种畏难情绪，你看得很准。所以徐复观的双重主体论，点出了儒家的矛盾之处，我觉得定位特别准。这些年出现的几起为母亲复仇（张扣扣、于欢）的案件，都引发了社会巨大的争论，就是上述矛盾的体现。整本书读下来，我感觉通过儒家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社会中现代性的很多问题，但是儒家似乎很难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当然并不是说一定要有解决方案。
即使孔子和孟子等先秦儒家有更强的独立性，可以选择符合自己理念的统治者，但他们也无法撼动基本的社会等级。你今天要打谁，怎么能打赢他？至于打赢的手段是否仁义，这个不是他们要考虑的。
既有类似天赋人权的理念：比如说，认为人除了为父母所生以外，还有人为天生的理念，这种理念也是所有人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的制度观念的基础。比如王安石所推行的变革，虽然失败了，但是其政治意愿得到部分伸张。
我想先把最困难的问题放一下。我现在关心的是，即使中国社会向原子化或个体化的转型不可避免，但在这个过程中，儒学还能不能有所作为？中国现在城乡二元结构很明显。儒学越往后发展，它的独立性越弱。我认为，即使我们暂时不能实现国与国之间完全平等的局面，但依然可以提倡以国与国的平等价值为基础的天下理论，来批评、反省现有的秩序体系。这点，我跟葛兆光老师他们有一些区别。孔子有自己的理念，比如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但是他为什么要周游列国？为什么孟子要去游说梁惠王、滕文公等人？因为他们自己没有统治的区域，属于士阶层，必须要与政权结合，才能把自己的理想发挥出来。
现代儒学之所以比较倾向于采用哲学化的言说方式，是因为现代学科建立倾向于概念化的问题推进方式，于是儒学跟社会的关联就会被遮蔽，如此，许多在传统社会中被反复讨论的经典问题，就难以在现有的学科分类中得到展开。我认为，如果不去讨论儒学和传统社会的关系，对儒学的了解就只有一部分。
很多人也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这个目标五百年也可能实现不了。这是现实的经验性给我的刺激，还有一些当时对我而言有点遥远的讨论，比如儒学与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关系。
二十多年过去了，儒学研究所形成的学科壁垒，依然有待进一步突破。但是在寻求政治场域的时候，儒生跟政权的妥协是必须要做的。
一旦要在社会结构中发挥作用，肯定有一些与现有的制度、价值观、法律法规协调的地方，这种协调有可能会跟他的政治理念发生冲突。您第一讲就是谈儒家的自我定位和社会角色，您认为儒家在现代社会的困境就是自我定位，您特别认同徐复观讲的双重主体，能不能具体讲一下您对双重主体的理解，这和我们一般所理解的现在的知识分子有什么不同？干春松：这个问题比较具有争议性。或者说只了解了观念的部分，没有了解观念的目标、观念对建构社会秩序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对儒学的认识肯定是片面的。自由意味着人和人在程序平等的情况下进行竞争，竞争的结果必然是有输有赢，造成一个结果上的不平等。
这些新乡贤跟儒家看起来搭不上边，但鼓励城市的精英阶层回乡，能满足叶落归根的心理需求，也能带动一些社会资源为家乡的发展作出贡献，效果比较好。他对儒学的最大关切，则是儒学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发挥作用，或者退一步讲，还能不能发挥作用。
葛兆光老师批评部分学者谈论天下观念，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否定，是要怀念曾经有过中心边缘的帝国秩序。不过，儒家与单纯迎合统治者想法的那些士人有差别，苏秦、张仪这样的纵横家，主要是策略的提供者。
但很显然，费孝通先生的作品更多地属于社会学的学科领域，他们的作品并不为搞哲学化儒学的人所关注，这种学科的隔阂，毫无疑问，严重地影响了人们对儒学的整全化的了解。我个人认为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传统社会结构的种借鉴，可以产生很正面的作用。
所以传统儒家的双重主体性在现代知识分子身上依然存在，这也使社会对知识分子的评价会产生多样化。这个春节我在泉州，当地政府说泉州的经济是一种熟人经济，即充分借助泉州人的乡土情感来提供投资机会，这个提法很有启发性，这里面也有许多儒家观念的印记。他们试图让这些统治者接受自己的理念，就需要妥协和合作，如果不妥协，他们的设想完全没有发挥的空间，只能退而著书，记录自己的政治理念，以待圣君。甚至把中国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都归咎到儒家提倡爱有差等，认为儒家认可了不平等。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 进入 干春松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学 现代社会 。促使我从儒学与社会的问题意识展开研究的缘由还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原因，我开始研究儒学时，刚好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翻译进来，他有一个说法：儒学只对中国传统社会产生影响，但已经失去了影响现代中国的可能。
我觉得如何处理基本人权的平等与人在社会组织、权力结构中的关系，是特别现实的问题。其实我们会发现，在儒家的制度理念中，对平等和差异的复杂性有充分的体现。
宗法、家族与孝道是儒学很重要的社会基础之一，但在现代社会原子主义、个人主义的趋向越来越明显，两者的矛盾越来越大，您怎么看这个矛盾？干春松：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加强普法教育，但另一个是，我们现在很多法律的条文脱离了中国人的情感和价值取向，必然会导致法律效率的折损。
